成名第四年，余秀华回到家乡，像往常一样写诗写文，带货到自己的小微信官方账号。
但或多或少，她的乡村与过去的——有所不同2019年，纪录片【0x9A8B】导演范健再次到访，看到了一个被精致改造过的“新农村”:小桥流水，新植绿植。余秀华自建的房子也从一个普通农妇的家变成了一个离异女诗人的招待所。不时有远方的朋友来找她喝酒聊天。她喜欢男人和饮料，并且直言不讳。
(2015年1月，余秀华的诗《摇摇晃晃的人间》在社交网络上被转发超百万次，余秀华迅速成名[来源：纪录片《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但这一切似乎很难给她带来和她早期成名时一样的人气和人气。“余秀华”已经部分脱离了人们原本期待和被吸引的叙事。
四年后，这种说法在韩世美再次出现。
一个年仅半个世纪的农家妇女，决定不忍受这种辛劳和压迫，自己哭了，发出了女性的声音。然后，她拍了一部大片。每个人都高兴得跳起来：在农田里写诗的女人多美啊。
韩世美
人们注意到的是这种对比感带来的戏剧性美，而不是特定人的特定美。
事实上，无论横向还是纵向，类似的叙事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准确地上演。
2017年写自传的北京媳妇范；2021年夏天，梁弄镇菜市场(宁波余姚)女作家陈晖短暂阅读了当地新闻，后来留在百度百科；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比如一个在北京做家政的东北中年妇女，她是寡妇，白天给别人打扫房间，晚上给自己写信.
或者杨本芬，看起来更“精致”，在厨房写书。她80岁开始写书。不管她写了什么，她的大部分生活已经是这样了。
(杨本芬[来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著名的余秀华、杨本芬，不知名的、尹.在当前的大众语境中，它们是相同的。暂时的“作家”身份与永恒的“卖菜人”“保洁阿姨”之间的社会学冲突，折射出一个深深深陷现代乡村转型漩涡的“她”，再回归到普遍被生存危机困扰的“人”身上。
这种危机实际上与近年来困扰城市的女权话题存在真空距离。余秀华和韩世美的故事，只打开了女性——最脆弱部分的一角，农村女性——压抑的、工具性的生活。很少有人能呻吟几声，大多数人一生都在没人看见的寂静角落里度过。“命运把我束缚得很紧”
20世纪初的诗人和小说家乌瑟女士说，“当我计算或写作时，我超越了性别，甚至人类。”写作是一种高密度的思维运动。当余秀华和韩世美开始写作时，她们从被困在不幸婚姻中的贫穷而庸俗的中年农妇变成了诗人和作家。
(余秀华)
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活高度相似：大半辈子都在农村，早早进入包办婚姻，有了孩子，几年不读书，四处打天下，举家搬迁。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维持氏族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们的性别是女性。
他们让很多年轻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爷爷奶奶，那些被家庭、丈夫和孩子捆绑了一辈子的普通底层女性，文化程度低，生活选择少。
碰巧的是，他们有文学天赋和表达欲望，这可以有效地释放他们具体、真实和微妙的痛苦。
诗歌是一种最能以形式表达内心激情和自由向往的文体。言简意赅，两句是诗，二十句是诗。一句话，叫做“思而无邪”。
对于余秀华和韩世美来说，从内到外，“写诗”承载的第一件事就是“自由”，自由地做梦，自由地唾弃生活，踩一脚，再取回。
(韩世美说写诗能给她带来很多快乐)
韩世美广为流传的歌曲《倒带》中写道：
“和树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有多苦/和墙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有多痛/没有人能理解我这一生的心情/想哭/说不出话。”
其实没有什么巧妙的选词，但是当人们知道作者是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农妇时，意境突然就上来了。
太苦了，太痛苦了。但是，比起麻木和痛苦，这些刺痛至少是清醒的，尖锐的，直击人心的。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话说，“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纯粹自由的黑暗中点亮一盏灯。”
余秀华的“名诗”是《睡你过半个中国》，“欲”字贯穿始终脱颖而出。一个身体行为受限、生活条件恶劣的农妇，突然生出如此狂野、粗犷、浪漫的欲望，是当代现实叙事中难得的胚胎。
当然，在众多的采访、诗词和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余秀华自身的阅读意识和积累确实很深，他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堪比学者的人，但也不一定比不上国内的一些大学生。
她读得越多，想得越多，就越能向内照进自己的内心，越能在诗歌中准确地表达出生命的刺痛感。
写作文不写诗的范苏遇，更具体地描述了那些艰辛：“我在外地赚不到奶粉钱”，“我成了别人家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母亲的孤儿”.近万字的“代表作”，每一个字都与我自己“被命运束缚得极其可怜的生活”紧密相连。由此也形成了《白灵》的悲剧叙事模板：底层女性通过写作为自己构建了一套话语权，探索自身的生存危机，唤醒他人和自己的意识。
(余秀华[来源：纪录片《无知觉的爱》])
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底层”都可能陷入这样一种流行的叙事模式，造成类似的传播效果。比如2019年说文学史和道教史的流浪汉沈巍，2021年“读海德格尔的民工”。
然而，与陈至相比，写诗的农民妇女具有女性主义和女性反抗的社会象征。余秀华去了北京，离婚了。韩世美也决定“逆转”并离婚。她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写道：“我不再睡觉，海浪托起了我。”
似乎已经在城市渗透了一些年的“女权主义”已经蔓延到了农村，觉醒的女性还会继续出现。
水稻和稗草的区别
2021年3月，有媒体为韩世美拍摄了一段名为《觉醒》的视频。看到这个视频后，重庆大学的三名学生决定在韩世美的家里拍摄一部纪录片作为他们的毕业设计。
在他们看来，一个农妇用写诗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很少见的，“连我们这种受过一点高等教育的人都想不到的”。
然而，据媒体报道，当这些大学生到达韩世美的家时，他们发现视频实际上以田园歌曲的形式部分美化了真实的农民妇女的生活。
现实中，写诗不是韩世美的“精神世界”或“娱乐方式”，甚至不能让她“在刻板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色彩”，而只能缓解生活的压抑和压抑，作为她与外界交流的唯一桥梁。
这并没有颠覆她原本的家庭和生活。今年4月，韩世美提起离婚诉讼，但很快被撤回，因为她的女儿即将参加高考。
摆脱不了那么容易，已经在他们身上嵌套了几代人的命运。
作为“余秀华”和“韩世美”的一小部分，他们真实地呈现了除了作为工具的女性之外，内心依然敏感而鲜活的“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像尘埃一样的数字被卷入时代。
时代有巧合。他们的才华，信息时代发展的机遇，共同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巧，他们的声音是现代社会需要和认可的对自由、个性和“女权主义”的向往。
(余秀华的诗被认可)
离开大众视野后，她们继续回归人群，她们的具体生活与其他忍受和忍受艰苦劳动的农妇没有本质区别。
余秀华的另一首名诗《墙里写诗的农妇》最后写道：“我不适合肝肠寸断。如果我送你一本书，我不会送你诗歌。我会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和农作物的书，告诉你水稻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稗子吓人的一个春天。”农民知道水稻是主食，是农作物中的黄金，而稗草只是杂草，与农作物争夺养分，被人们看不起，唾弃。
早在成名之前，余秀华就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限制，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生活的其他可能，她总是在“恐怖”的春天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又回来。
范苏遇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读了很多书。读书使她有冒险的冲动。她去北京当托儿所。
半个世纪前，乔治斯坦纳在《我爱你》中写道：“一个人可以在晚上读歌德和里尔克，谈论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奥斯威辛。”
今天读完海德格尔，农民工要回到工地“搬砖”，农妇写完诗还要继续劈柴挑水喂猪。一个一辈子卖菜的中年女人，哪怕花十年时间写完一本书，也成不了作家。家政阿姨白天被雇主批评告知，晚上不敢开灯用电，只能躲在卫生间继续写；开卡车的“妈妈”只能在“弹尽粮绝”后回家.
(韩世美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堵墙上，很孤独[来源：纪录片《语言与沉默》])
一百年前，鲁迅问“娜拉出走后会怎样？”时至今日，依然没有突破性的答案。开车远走的中年女性，千里迢迢去求爱“金东”或“穿越半个中国去和某个人上床”的农家女性，依然被主动或被动地看到、解读和可怜。
而《余秀华与韩世美》却不能和你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存在主义”，哪怕写下一千首优美、细腻、敏感的诗。
凿冰山
从五六年前到现在，社会主流文化所讨论的女权主义、平等权利等概念，依然聚焦在有知识、有一定选择的城市和群体。
一是城市女性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媒体的消费者；其次，关于平等、自由、自我意识的话语，大多是城市知识群体发出的。
更极端的代表是，当女明星等公众人物宣布离婚时，总能得到掌声。似乎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和顶层个体，她们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进步。
(2015年12月14日，余秀华与丈夫尹世平同意离婚[来源：纪录片《墙里写诗的妇女》])
但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偏见和不平衡。那些生动活泼的话语，对于真正大多数的中国底层女性来说，都是空洞而模糊的。
目前，中国农村仍有2亿多农民和8亿多注册农民。也许每年都有一两个“崛起”的女性，从范、余秀华到、家政女工。那些描写苦难的诗歌只是冰山一角，处于固化僵化的困境之中。但也必须承认，做梦不是一种能力，也不是描述梦境，而是选择和判断。
通过写诗或作文，他们确实第二次重建了自我认同意识，但这种觉醒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非社会性”的。即使他们表达了对自己苦难的敏感和认识，也从未以明确的观点和强硬的立场质疑过社会和家庭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经济层面提出明确的要求。
(余秀华自称独一无二[来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谈“女权”容易，但诗歌要靠精神自由，精神自由要靠物质基础。
伍尔夫广为流传的“自己的房间”理论提到了不可或缺的前提——“钱”:“女人要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有自己的房间。”
你不能赞美写诗的农妇眼中的月光，因为她们脚下大概没有六便士。
剩下的那些根本没有机会被看到的女性，继续年复一年地围着几英寸的厨房和几英亩的田地，顽固地充当着维护当地社会某个细节的工具，压抑而沉默。
叙事体系的建构和选择性忽视成为社会文化的惯性。进入大众视野的人和事被贴上了“凝视”、“资本”、“娱乐至死”的标签，而现实的复杂性被掩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调不是复杂和差异，而是重复。
(余秀华)
然而，可能有令人欣慰的一面。
一方面，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和文明变革，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新闻中看到，农村许多落后的习俗和观念继续落后，或者带来悲剧，这令人惊讶和遗憾。
如果诗歌能成为一小部分人把眼睛伸出去的小窗口，至少能给世界打开一丝希望。
另一方面，在技术和媒体发展的推动下，通过那些微妙的表达和被表达，他们获得了外界的一些赞赏，以及城市和现代化的积极反馈。
(余秀华诗带人走向春天之路[来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通过对这些传播叙事的反复讨论，更多的人可以关注社会边缘角色的真实处境，关注社会贫富分化的真实情况，探索和追寻他们更多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类型”不一定是坏事。票房最成功的商业片往往是类型片，也是能引起社会热议的故事。
